兩千三百多年前，秦孝公問了商鞅這樣一個問題：“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之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法令制定之后，如何保證官民遵守?秦孝公之問被當代法學家稱為“孝公難題”。

　　兩千多年后，同樣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又給法學家們出了一道難題。在電影《秋菊打官司》里，因丈夫與村長發生糾紛，主人公秋菊不斷告狀。然而，當村長被警車帶走后，她卻滿臉困惑：只是要個說法，怎么把人給抓走了?秋菊的困惑在于不知法，這也反映了法治并未真正進入人們的頭腦。

　　無論是“孝公難題”還是“秋菊困惑”，都指向法治落實中的艱難。今年1月，*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問題。……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保證法律實施，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

　　要進一步實現“有法必依”，中國還需邁過幾道坎。

01 執政行政皆于法有據

　　在廣東省依法行政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里，有這樣一個細節：工作人員的辦公桌上放置兩部手機。一部用于接聽日常工作電話，另一部專門接聽依法行政考評電話。市民在電話里反映的意見，將影響到各級政府的依法行政考核。

　　如廣東般創新手段，促使政府依法行政，已成為不少地方探索的重點。專家指出，要實現依法行政，需要明晰政府工作機制，做到黨的領導方式必須于法有據。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建議政府簡政放權，建設“有限政府”。同時暢通對政府的監督渠道，尤其要打通人民監督政府的通道。

　　除了依法行政外，依法執政同樣重要。“我國除了政府以外，還有各級黨委。如果把依法治國比喻為一座大廈，那么依法執政就是其中的鋼筋框架，依法行政就是磚、瓦、門窗，兩者缺一不可。”姜明安說。

　　歷史學家錢穆有過這樣一段論述：“其實中國歷史上以往一切制度傳統……也何嘗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無論是依法執政還是依法行政，最終都落實在領導干部身上。十八大報告已明確提出：“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02 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

　　中共十八大后，司法改革的步伐急促穩健：出臺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改革涉法涉訴信訪……但是由于行政化、地方化等體制弊端，司法公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干擾。

　　司法改革將成為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重要內容，這是大多數受訪專家的共識。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表示，司法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審判獨立，只有實現現代化的審判獨立，才能實現司法公正和權威。

　　在上海市二中院的一間會議室里，主審法官聯席會議正在舉行，討論案情的都是參與案件審理的法官。與以往的審委會會議不同的是，院庭領導不能干涉案件。這種“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去行政化做法，使審判更高效、權責更明晰。

　　在司法去行政化的同時，去地方化的目標也已經明確。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司法改革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司法的化解社會矛盾的功能亟待加強。相信這次四中全會在這方面會有新的對策。目的是樹立司法權威、維護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使國家、社會層面的法律爭議和矛盾都能在司法的軌道上有效解決。”

03 法治信仰內化于人心

　　在“秋菊困惑”讓法學家緊縮眉頭的時候，另一位“秋菊”卻走出了困惑。不久前，已連續上訪5年的湖南常德市民張秋菊，終于向法院提起申訴。“現在走到哪里，都說要走法律程序，找領導也沒用了。”張秋菊說。

　　“規章只不過是穹窿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后構成那個穹窿頂上不可動搖的拱心石。”法國思想家盧梭的這句話，曾被*引用過，用以說明法治風尚與法治思維的重要性。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江必新分析了法治建設的矛盾：“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鉆法律漏洞。”

　　因此，江必新說，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于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于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建設法治中國，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