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兩條與“公務員工資改革”的新聞引發關注。一條是,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公務員工資改革絕不等于單一漲工資。另一條是,公務員工資改革基本目標方向已經確定:調整工資結構,擴展晉升空間,建立比較機制,實施配套改革。

　　此前有報道稱“公務員工資已經十年未漲”,再加上一些公務員公開“哭窮”,這次改革不免給一些人的印象是“改革就是漲工資”。但很顯然,這次改革不能以“漲工資”,而是要針對公務員工資存在的問題“對癥下藥”。同時,要在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指導下進行改革。結合“改革基本目標方向”來看,這次改革應為“大改革”。

　　所謂“大改革”,是指改革包括很多方面,既要調整公務員工資結構,又要兼顧其他社會群體工資水平;不僅要改革公務員在職期間工資水平,也要改革退休后養老金待遇;不但要考慮提高基層公務員工資水平,還要控制公務員津補貼和灰色福利;不僅要解決公務員內部工資不公,還要解決不同地區工資差距。總之,改革不是單純“漲工資”。

　　對于涉及面廣、比較復雜的公務員工資改革,筆者認為,只要把握好“核心”并打好“基礎”,相信很多問題會迎刃而解。所謂“核心”,是指公平,改革只有圍繞“公平”做文章,必然會獲得大多數公務員和大多數社會公眾支持。而這里的“基礎”是指制度,必須為公務員工資立法,或盡快出臺國家工資條例把公務員工資納入其中。

　　圍繞“公平”做文章關鍵在三點:其一,公務員平均工資要向社會人均工資看齊。專家稱,按照國際慣例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通行做法,公務員工資水平大體處于社會平均收入偏上位置。據2017年報道,新加坡公務員工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是私企的三分之二。法國公務員工資也比企業低30%左右。我國公務員工資水平應向社會人均工資看齊,不應該偏高。

　　其二,公務員系統內部的工資要相對公平。基層公務員之所以“哭窮”,原因之一在于考核名目眾多,工作壓力大,但工資卻不高,而官員們動動嘴皮子,工資及津補貼卻很高。這是因為,國外公務員是按照職級來發放工資,而我國公務員是按照職務來發放工資。另外,不同地區工資差距也要適當縮小。期待這次改革縮小內部工資不公。

　　其三,應建立公務員工資動態調整機制。即不能依賴于宏大的改革來解決工資問題,而應該動態調整。如果公務員工資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應該漲工資。如果公務員工資明顯高于社會平均工資,應該降工資。

　　打好“基礎”關鍵在于立法。早就傳說工資條例在起草,原定計劃是2017年內出臺,但至今沒有下文。反觀國外,規范公務員工資則有專門法律,如美國有《聯邦工資法》《聯邦工資比較法》;德國有《聯邦公務員工資法》等,而我國只有《公務員法》涉及公務員工資,規定過于籠統,這顯然不利于規范管理,而制度是規范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