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師的收入現狀正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薪酬管理研究分會課題組，前不久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高校教師年收入10萬元以下的占47.7%，年收入在15萬元以下的占到總人數的85.9%。

　　這份調查涉及全國84所高校教師，超過13萬個樣本。課題組指出，相對于這樣一個知識密集型和人力資本高投入型群體，高校教師現有收入非常缺乏競爭力。

　　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廉思領銜的《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也顯示，作為近九成擁有博士學位的高知群體，高校青年教師是高壓人群。72.3%的受訪者直言“壓力大”，其中36.3%的人認為“壓力非常大”。

　　該調查顯示，多數高校青年教師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結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師工作前幾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由于生活壓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師不得不從事各種兼職，以代課、培訓、承攬項目等方式貼補家用，甚至有14.2%受訪者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

　　“與國際同行相比，我國高校教師待遇總體偏低，學校運行經費中用于人力開支的比例偏低。”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李立國指出。

　　以研究型大學為例，2017年到2017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人員經費占其運行總經費的61.7%，斯坦福大學為60.7%，密歇根大學為 66.5%，其他美國研究型大學的人員經費大致也占運行總經費的三分之二。而我國北大、清華、復旦、南京大學、浙江大學5所大學的平均人員經費僅占運行總經費的36%。中國一流大學運行成本本身就低于美國研究型大學，人員經費的實際差距就更大。

　　一封由南京某高校青年教師寫給大學校長的辭職信在網上流傳甚廣。信中說：“學校周圍的房價已漲到每平方米八九千元了，遠在江寧的房價也到了四五千元;菜場的肉價已到了十幾元每斤。可我的工資是區區2500塊大洋!”

　　“我首先要養活自己，要奉養父母。校長先生，您知道有多少像我這樣的年輕教師在這苦忍著，遇到一起抱怨不斷，但沒有人聽見。”這位教師寫道。

　　這封信引起了廣泛共鳴。有網友表示，現在大學青年教師面臨著“三座大山”，讓他們喘不過氣來。這三座大山是，教學、科研、房子。

　　一名高校教師講述，年輕教師收入都不高，所有款項加在一起不過五六千元，這些錢買房子有相當的難度。他們不得不通過各種辦法在校外掙錢，或者是辦班，或者是講課。年輕教師一旦走上了這條路，學術生命就基本上終止了。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薪酬管理研究分會課題組指出，高校教師是知識型工作者，他們追求的不是高收入，而是教書育人的興趣、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以及職業和收入的穩定性，保障性的收入比例太低，會導致教師不安心本職工作，有后顧之憂。

　　目前，我國普通高校達2450所，專任教師隊伍150多萬人。據了解，有近70%大學教師的年齡在40歲以下。青年教師的收入偏低，已經影響到他們的工作投入、創新的積極性，最終影響到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北京社會發展報告》顯示，在“科技人員收入和積極性調查”一項中，高校教師的工作投入比處于第一位的醫生低大約10個百分點。

　　李立國認為，薪酬制度其實是一種社會評價和激勵機制。對于優秀教師，必須給予高薪。

　　一所大學的好壞、成敗，最關鍵的是師資力量。以收入分配的杠桿提振青年教師的積極性，在一些大學已經開始實踐。

　　2017年，復旦為青年教師提高了崗位津貼。在這一輪津貼發放過程中，收入最低的青年教職員工，收入增加了106%。而且，越是年輕、收入低的教師，崗位津貼的提高幅度越大。

　　但要在整體上改變青年教師收入偏低的現狀，最關鍵的，還是要盡快推進高等學校收入分配改革。中組部、人事部、教育部曾于2000年下發《關于深化高等學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進一步加大力度，給予高校四個方面自主權，激勵高校積極探索適合本單位特點的多種分配形式和辦法。

　　“不言而喻，我們現行的收入分配制度不能適應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需要，也不適合高等學校的基本特點。”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直言，高等學校內部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著許多不合理，一個突出表現是高等學校的收入分配機制沒有實現內外平衡，即一套絕大多數教職員工認同的內部分配制度，和與國內和國際人才市場收入機制相銜接的外部分配制度。

　　李實建議，為實現高等院校內部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學校需要建立薪酬委員會和薪酬協商機制。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對每一個教學科研崗位確定與市場兼容的薪酬水平，對每一個教師的薪酬水平加以評估。在此基礎上，引入多方參與薪酬協商機制來協調和平衡教師之間的薪酬差距。“還要建立吸引高端人才的獎勵制度，如高端科技人才獎勵項目等，以完善現行的薪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