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觀看3集紀錄片千年包公觀后感1】

包拯所處的仁宗時代，已經不象宋初那樣生氣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費成為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各地出現了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面對這樣的形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對時政進行整頓和改革。應當說，包拯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卻有利于當時的下層人民.包拯之所以為天下百姓所愛戴，原因就在這里。

北宋龐大的官僚機構，冗官成災，包拯認為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不但主張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議提拔“奮不顧身，孜孜于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彈劾“苛政暴斂”的轉運使王逵，而且不畏風險，力主將皇帝的親戚，“凡庸之人”張堯佐免去要職。在包拯看來，“在政府無所建明”的平庸之輩，不論其官職有多大，都必須下臺。他曾建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他主張官員年到七十歲必須離職。他揭露不愿離職的官僚，是不知廉駐，“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他主張不能任意封官許愿，即使是恩賜即由父親的功勞而錄用的子孫，也要通過考試。這些，都是為了解決冗官問題。包拯其實并不反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新政失敗，許多官員受到處分，包拯全力為這些敢作敢為的官員嗚不平，主張起用他們。

在經濟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張壓縮開支，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苛剝平民。當時有一種政策，由政府向城鎮百姓強行購買國家需要的物資，價格比市場價格低。這就成了剝削民眾的一種手段。包拯堅決反對這種害民政策。他列舉陜西強購軍用物資的危害，“前后人戶破藹家產不少”，因而要求廢除這種辦法。包拯建議，國家急需物資應該“置場收買”，以公平的價格，自由收購。這一建議，無論對減輕百姓負擔，還是對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運城解鹽問題，也是由于包拯極力支持改革，使解鹽的生產與銷售，由原來官方壟斷，改革為允許商人買賣。這一改革，不僅解除了百姓為政府搬運官鹽之苦，而且同樣有利于食鹽的流通.沈括稱贊這種“通商法”，“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此外，包拯還曾主張方田均稅，即丈量地主豪強的土地，防止他們漏稅逃役。他還曾鼓勵民間采礦煉鐵等等。可見，包拯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改革，目的在于“寬國利民”。

在宋朝的國防和對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樣主張民富國強，改善邊防措施，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他在出使遼國時，遼國刁難他，他義正詞嚴地據理力爭，不卑不亢。回國后，他立即將在遼國的所見所聞，報告朝廷。他說，遼國在山西北部集結兵馬，聚集糧草，其意圖不可不防。他建議，一定要加強山西宋遼邊境的代州(代縣)、應州(應縣)、雁門關一帶的戰備，以前，遼國蠶食邊境領土，是由于邊防之臣膽小怕事，不敢對抗，如今應該下令邊臣，讓其嚴加防守，不能丟失一寸土地.另外，原來這里的守將，在軍事上是外行，現在必須派懂得軍事的人去領導指揮。朝廷采納了包拯的意見，加強河北，山西的防衛.更重要的是，包拯對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減“老病冗弱”的主張，以利于訓練及加強戰斗力。同時，他還提出加強邊境民間義勇的訓練。宋朝將士經常調動，以防武將專權，但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弊病。包拯認為要改變這種政策，使將官有職有權，不要輕易調動。可貴的是，包拯建議加強國防與軍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負擔為前提。當時中原地區，尤其是河北、山西的農民，苦于運送軍糧，包拯曾提出，在豐收之年，可以購買當地農民糧食，儲備起來，作今后軍糧，減少運輸困難。包拯之主張改革朝政以利國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礎的。他始終認為，普通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過了，不受貪官酷吏欺壓了，國家才能富強和太平無事。如果過分榨取，使天下蒼生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那么，不但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封建統治.他之所以主張改革，成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淵源就在于此.盡管包拯的出發點和動機，是為了宋朝天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全然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對被剝削者盡情欺壓的“貪官”來，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人民，總要好得多.那種認為清官比貪官更狡猾，對老百姓更有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2016觀看3集紀錄片千年包公觀后感2】

包拯嚴厲的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顯示在銀屏上，一首包公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先后也在銀屏上出現了，這首詩是包公出仕做官的座佑銘，也表明了自己清心治本，直道處世。先“清心”，才能“直道”;‘百善孝為先’先對父母孝才能對工作盡職、對國家盡忠、對老百姓好。“不持一硯歸”等歷史故事，展現包拯以民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為官為政思想。昨晚，觀《千年包公》第一集“清心直道”感觸頗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與大家分享，不妥之處，敬請指教。

第一、人，首先要修身養性。包公從小就接受儒家思想教育，飽讀詩書，寧靜致遠，持續的“清心”。影片中有一場景:包公在廬州讀書時，有一富人請包公和李姓同學赴宴，李姓同學欣然應允，然包公卻未答應。包公曰:“今若赴宴，日后為官，怕凡事不能公義。”，雖寥寥數語，卻反映出包公從青年時代便不結交權貴，不高攀富人。作為一名公務員，特別是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公務員，一定要嚴于律已，守得住底線，經得起考驗，懂得明榮知恥與修身。

第二、是人就要孝敬父母。影片中包公考中進士，被授任為大理評事，出任建昌縣知縣。因父母年邁，包拯請求在合肥附近就職，遂改授和州監稅，父母又不想讓他離開，包拯就辭去官職，回家贍養父母。幾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繼去世，包拯在雙親的墓旁筑起草廬，直到守喪期滿，還是徘徊猶豫、不忍離去，同鄉父老多次前來勸慰勉勵。直到1037年包拯才赴京聽選，獲授天長知縣。可能現在我們好多人不理解，然而，‘百善孝為先’，一個人，對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怎么對工作盡職、對國家盡忠、對老百姓好呢?作為我們普通的現代人，雖不要求像包公那樣的舉動，然而，如今社會進入了老齡化不說，平時常回家看看，平常能給父母多打個電話，能陪陪父母聊聊天，這樣的些許小事，我們總該還會做到的吧!

第三、要營造家風。包拯家訓中言:“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大意是:包氏后世子孫有做官的，如果胡作非為，貪贓枉法，活著，不得再進家門;死了，不能葬入包家的祖墳。在封建社會制度時，不被族人認同，不得衣錦還鄉，不能葬入祖墳大塋，是最嚴厲的懲罰。可見包公治家之威嚴，訓子之嚴厲。嚴厲的家訓、家道、家風也是一個家庭靈魂的延續，是家族內部世代相傳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良好的家風猶如無形的財富，支撐一個家庭櫛風沐雨、走向輝煌。影片中在搬遷包公墓時，程如峰專家及在場的人們滿懷期待的以為作為一個朝廷的三品大員，一定會有很多值錢的寶貝吧?然而，卻令現場人員及大家大失所望，包公，他的兒子包綬，孫子包永年的墓中陪葬的東西連平民都不如，也就是幾十件日常用品而已，由此可見包家三代的清正廉明啊。這又讓我想到了家風家訓的定義，要進一步詮釋家風、家訓、家規的內涵和作用，并向孩子們宣講《孟母斷織教子》、《岳母教子“精忠報國”》等這些優秀家教故事，引導廣大民眾從優秀家風家訓中汲取培育道德的養分。

最后，我認為要弘揚優秀家訓傳統文化，也要培育文明家教風尚，使人們對“誠實、孝道、勤儉、誠懇”等字眼再次潛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從中讓其感受到啟發和教育，從而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一部好的《家訓》中涵蓋最多的內容也是加強子女教育、抓好日常養成、怎樣生活學習、如何為人處世等方方面面，包氏子孫雖然是人才輩出，但有必要繼續重?家訓內涵。我們普通人也要營造良好的家風，并且要以身作則，教育好子女，“忠孝仁義禮智信廉”在我們的時代同樣適用。

在舉行“感恩教育”、“道德講堂”、“兩學一做”活動的推動下，搭建平臺，通過唱誦、詩歌朗誦、小品演示等方式將家風故事展示給群眾看，傳承好的家風。家風正則行得正，家風淳則風氣淳，家風好則民風好，家風好則黨風好。家風中蘊藏著價值觀念、道德品質和行為方式，讓我們從包公良好的家風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家庭倡廉托起廉政生態，讓家庭風尚涵養時代風尚，千千萬萬個家庭足以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基石。對“家風家規家訓”的看法，以及要運用家規家訓教育子女。通過活動，讓人們相互學習借鑒好的“家風家規家訓”家庭教育經驗，促進家庭和諧，為未成年人營造良好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也為成年人及社會各界營造一個和諧的交流、勾通、工作、學習的大的社會環境，為共同實現偉大的‘中國夢’營造良好的、必要的社會空間。

【2016觀看3集紀錄片千年包公觀后感3】

中國古代杰出的歷史人物爛若繁星，千百年來，若論在大眾中影響最為深廣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來，或許就要數到包拯了。

孔子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超越時空，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實干型官員，除史書記載的政績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書皇帝的“奏議”。不管奏議怎樣高明，政績如何突出，最終都是為鞏固封建王朝服務，但是，他的影響為什么也能跨越時空、超越階層、傳諸久遠呢?

那是因為，在那些卓越的政績、作為政績的思想基礎的奏議背后，蘊藏著一種很寶貴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內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思想核心與性格特征，而這又需要對他的生平有一個大概了解。

包拯，字希仁，謚孝肅，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廬州合肥縣解集鄉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轄肥東縣包公鎮包村)，包拯父親有一定文化，做過小官，薄有田產。小康之家耕讀為本，這是封建社會的普遍現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東縣志》上說:“包拯少年在鄉讀書，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進士及第后，曾經被朝廷兩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隨行而辭官盡孝，直到雙親病歿，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長知縣，時年38歲。

在地方，包拯擔任過知縣、知府、轉運使等職。在中央，他由權度支判官、監察御史里行、戶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樞密副使任上離世。我們知道，北宋最高監察機關是御史中丞領導的御史臺，最高財政機關是三司使領導的三司，最高軍事機關是樞密使領導的樞密院。樞密院是輔佐皇帝執行兵政的機構，在皇帝的總攬下，由宰相、副相、樞密使、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共同組成國家最高領導核心。所以，包拯的職位是相當高的。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與民本的高度統一。包拯具有鮮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寫道:“臣生于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驟被殊用，置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于此時敢忘圖報”!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一個出身既不高貴又缺少政治后臺的人，能夠被朝廷委以重任、視做心腹，這種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難理解的。基于這樣的心理，他特地上書仁宗“請建太子”，希望趙家王朝“傳之無窮”，因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鞏固王室”，“挫奸雄觀望”，否則“必稔禍于將來，恐非社稷之福”。這樣的忠君思想，可謂臻于極致了。

包拯又具有強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這一古代中國極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包拯一生從政的根本信條。他反復對仁宗說:“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他幾十封為民請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為國本的思想。

難能可貴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與民本是和諧一致的。那么對于包拯來說，將二者統一起來的邏輯性何在呢?

在《請差災傷路分安撫》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災人禍嚴重，請求從速安撫，否則釀成大亂:“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眾……況今秋苗稼既槁……凋殘之民朝不謀夕……饑則盜起，盜起則奸雄出，奸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他講得很明白，如果官不愛民，民不聊生，“奸雄”就會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設想。類似這樣的話，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議里至少說了四次。能夠看出，包拯不僅自己愛民，還苦口婆心地勸說皇帝愛民。包拯將之當做最大的“忠君”，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與民本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可以說，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觀上有利于天下蒼生，其忠君與民本高度統一的積極意義也正體現在這里。

包拯的性格坦誠得近乎毫無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養，其剛直乍看起來真有些不近人情。這種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農村，長于農村，而且一生和農村保持不間斷的聯系，無形間烙上了中國農民純樸誠實的印記;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憂國愛民的胸懷，“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對他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當朝名臣劉筠的言傳身教對他影響甚深。劉筠是翰林學士，剛毅正直，疾惡如仇，因和朝廷惡勢力勢不兩立，兩度外任廬州，而包拯自年少時即頗為劉筠所賞識。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為基礎、性格特征為外在表現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