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款的做法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教師主動“避責讓責”，用一種破壞規則的行為去制止解決另一個破壞規則的行為，最終失去教育者尊嚴，造成“雙輸”的局面。

■三九木

近日有網友發帖爆出，自2017年下半學年至今，陜西省某中學高二年級一主任制訂了一系列罰款措施，學生遲到罰款100元，吸煙就罰款1000元。目前，校方已責令涉事主任將11300元罰款悉數退回。

近幾年，老師用罰款的方式解決學生違紀的事件其實并不鮮見，每次類似事件曝光，都得到輿論一面倒的反對之聲。相關部門也出臺過相應措施，可這似乎并沒能遏制此類事件的一再發生，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筆者其實相當理解這位涉事主任的罰款初衷，也不相信他實行罰款措施有什么私利之念，與一個家庭面對一個問題孩子尚且頭痛不已的苦惱相比，一個老師面對數十個甚至數百個背景不同而又個性相異的學生時，的確有很多苦衷。

一方面，社會在發展，學生違紀表象也在不斷翻新，老師在處理這些問題時，確實有“應接不暇”的苦惱。同時，每個學生對懲罰教育的承受力和理解力存在差異，按照上限處理學生，難免被解讀為不通人情、“非人性化”；按照下限處理，則又難保學生健康成長。圍觀者應該明了，對于同樣是普通人、同樣具有個性的老師們來說，理論上的“一人一法”“因材施教”在實際操作中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

另一方面，在一個個家庭“望子成龍”的熱切期盼和學校領導的無上限“升學率”要求之下，一線教師成為整個教育鏈條中與學生接觸最直接的“矛盾爆發點”，可是，宰牛之刀并非刀本身，而是握刀之手，很多學校將學生違紀與教師的獎金評職晉升掛鉤。在此情況下，簡單粗暴的方法或許能夠擺脫部分處理問題的苦惱。因此我更愿意把這位主任的罰款之舉，定性為一個老師在巨大教育壓力下的非理性爆發。

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社會應該給予教師足夠的理解和足夠寬松的教育管理氛圍；同時制定相應的懲罰教育制度，在保障師道尊嚴的基礎上，為教師的懲罰教育提供層級參考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