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是沒有力量，公眾不是不愿意伸出援手，為什么這么多年下來，從善良公眾的錢包到困難人員的醫(yī)療賬單，這中間的“一步之遙”始終沒有得到破解？

■顧駿

近日，湖南常德一中學女教師抱患病兒子上講臺，感動網友，紛紛要求為挽救孩子捐款。身為母親，這位女教師的的勇氣和母愛令人感動，網友們的古道熱腸也給人滿滿正能量。但是，抱著孩子上講臺畢竟不符合教育行業(yè)規(guī)范，也讓學校和很多相關部門尷尬。

據媒體報道，這位女教師的兒子患了白血病，不治療熬不過8月份。她沒有放棄，但醫(yī)療費用昂貴，她的丈夫又在偏遠的鄉(xiāng)鎮(zhèn)中學上班，孩子只能由這位女教師一人照料，這才有了抱著孩子上講臺的一幕。

抱著孩子上講臺的事情發(fā)生在學校里，但破解難題的鑰匙不在學校和教育部門的手里。大病醫(yī)療需要高額費用，普通家庭通常難以獨力承擔，社會統(tǒng)籌的醫(yī)療保險為千千萬萬家庭撐起了安全網。然而，在學校所在地，這位女教師和她的孩子顯然沒有那么幸運。作為唯一有效治療手段的骨髓移植，需要巨額費用：總共70萬元，預付35萬元。對于用完積蓄、賣了房子的這位女教師來說，已經完全無能為力了，抱著孩子上講臺與其說是為了湊足醫(yī)療費用，毋寧說只是表達某種決心，兌現對兒子幼小生命的愛和承諾。

如果說醫(yī)療保險受制于現有規(guī)定，難以“破例”，那作為補充的社會救助，比如各種慈善機構的資助，是否能伸出手來幫他們一把？從報道來看，也不像。不知道是因為不掌握情況，還是知道了也愛莫能助，或者同樣受制于規(guī)定，比如需要排隊甚至還有更緊迫的家庭等待救援？總之一句話，現有的社會保障機制都幫不上忙，剩下的只有向社會求助。

向社會求助，聽起來直接而且簡單，但真要做也沒那么容易。社會那么大，向誰呼救？在街頭乞求，誰相信？向社會求助，首先需要找到渠道，讓社會知道你的情況。可是，一個普通教師有多大能耐敲開社會渠道的大門？

最終，媒體的報道起到了作用，憑借“女教師、孩子、白血病、貧困、高額醫(yī)療費用”這些具有新聞含金量的要素，以及“抱著孩子上講臺”的感人場景，瞬間沖破了一切冷漠、懷疑和吝嗇，善意和善款同時涌來。看來，這位女教師的難題破解有望，兒子的生命只要醫(yī)生有辦法就有希望得救。

如此前景，當然讓所有關心這位女教師一家的善良人士稍感寬慰。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卻浮現出來：如果以后凡是遇到困難而個人又無力解決之時，該怎么辦？難道要醫(yī)生抱著孩子上手術臺，交警抱著孩子上街執(zhí)勤，法官抱著孩子判案，公交司機抱著孩子開汽車……如果不行，那又怎么保證困境中的個人不需要突破職業(yè)規(guī)范或社會生活常規(guī)，也能得到有效的救助？

一個社會制度性保障機制有局限，這可以理解；補充性的慈善事業(yè)有力不從心的時候，也可以理解；媒體報道足以讓個人獲得救助，但個人如何被發(fā)現并不容易，這也能理解。難以理解的是，社會不是沒有力量，公眾不是不愿意伸出援手，為什么這么多年下來，從善良公眾的錢包到困難人員的醫(yī)療賬單，這中間的“一步之遙”始終沒有得到破解？

李克強總理在論及“簡政放權”時，一再強調“凡是市場能辦的，就交給市場，凡是社會能辦的，就交給社會”。慈善救助就屬于“社會能辦的”范疇，什么時候可以完全交給社會，而不再被各類官辦的慈善機構所壟斷？什么時候那些愿意幫助別人的善良人士可以同困境中的人們直接牽手，讓善心有實現的機會，而不需要他們作出讓社會感到尷尬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