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作出了一個順應國情民意的決定：“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從輿情看，對此次計劃生育政策的改變，雖也有調侃、自嘲和吐槽之聲，但基調基本上還是正面的、積極的。以下是由yjbys網小編為您整理推薦的《“全面二孩”新政前景展望》正文，歡迎閱讀參考。

“全面放開二孩”能否減緩人口老齡化?

近年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正在加速，每年大約有1000萬人邁過法定的以60周歲為標準的老齡門檻。據預測，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峰值將在2035?2050年之間出現。也就是說，從現在到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出現，至少還有20年的時間。如果“全面放開二孩”新政能夠很快得到落實，那2017年生人，屆時已經20歲。即使囿于種種原因，政策全面落實還需要2?4年，那2018?2020年生人，屆時也已滿16?18歲，成為勞動年齡人口。這將大大緩和因老齡化而可能導致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那么，“全面放開二孩”新政能否達到提高人口出生率從而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的目標，我們也許還不能過于樂觀。據人口學專家披露，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了“單獨二孩”政策，按當時的測算，符合申請條件的夫婦應該有1000萬對。專家們估計，最終可能會有200?300萬對夫婦提出申請。但是結果申請者只有150萬對，僅為12%左右。現在“全面放開二孩”，據說適齡的婦女有1億，但究竟申請生二孩的會有多少?恐怕更是很難估計。

國人總把出生率低的原因歸咎于計劃生育，但這種一因一果的線性思維方式，常常會以偏概全。根據網上“維基百科”提供的2013年世界各國總和生育率“排位表”，發現在提供數據的224個國家中，東亞7個國家和地區居然排在倒數幾位，儼然形成一個全球生育率的最低谷。其中，日本1.39，韓國1.21，新加坡1.11，中國1.18，香港1.11，臺灣1.06，澳門0.93。在這7個國家和地區中，除了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其他國家和地區并沒有實行類似的政策。這說明，導致一個國家或地區總和生育率超低的原因，除了計劃生育以外，應該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影響因素。

實際上，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富裕起來時，人們的生育意愿會隨之下降。這是因為，經濟起飛，是靠人們辛勤勞動得來，要追求更多的收入和財產，工作壓力自然加大，這使人們沒有精力去考慮生育孩子。同時，生活富裕，物價也會隨之上漲，養育孩子的成本也隨之上升。加上人們要追求自身更高的生活水準，生活壓力自然增加，生育的意愿就有可能大為減弱。這樣的發展態勢，在世界各國幾乎都如出一轍，中國自然也不例外。所以，當中國社會富裕起來后，人們的生育意愿也同樣會降低。

根據對世界各國人口狀況及發展趨勢的觀察，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富裕起來之后，其“少子化”的過程大概會經歷四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關鍵詞是“不敢生”;第二階段，關鍵詞是“不想生”;第三階段，關鍵詞是“想生而生不出來”。所以，一直以來，我們有一個刻板印象，總認為
因為白種人生育力低下，所以西方發達國家都是低生育率國家。但是，從上個世紀中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了第四階段，靠國際移民來解決因人口老齡化而導致的勞動力缺乏問題。在大量的移民涌入之后，不僅解決了即時勞動力缺乏的問題，而且少數族裔愿意并且能夠生孩子，這便促進發達國家生育率大大提高。譬如美國，2013年的總和生育率是2.06;法國更高，是2.08;英國略低，是1.90，這幾個國家的生育率都已經非常接近自然更替水平。

“全面放開二孩”的新政最終會引導多少符合條件的婦女生育二孩?這是一道難題，一時間也難以估計我們目前到底處于上述哪個階段。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加上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因此在以不同的地緣、業緣和社會階層、社會身份而劃分的人群中，生育意愿也會千差萬別。當然，總體而言，我們希望中國目前還是處于第一階段，最多已經進入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交界點。

“全面放開二孩”之后，社會福利制度如何跟上?

“全面放開二孩”新政的出臺，導致近年來屢遭詬病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否還會繼續下去也成為一個公眾熱議的話題。但是，五中全會對此的表態是明確的，要“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

30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地把計劃生育與“少生”“獨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但是，對生育的計劃，其本意應該是：孩子生的過多時就要倡導少生，而生的過少時就要倡導多生。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應該是后者，只有這樣，才能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如今計劃生育政策的當務之急是，要從“節制生育”走向“鼓勵生育”。

如前所述，國人的生育意愿實際上已經不可避免地受到諸多社會經濟問題的擠壓。近年來，中國的工薪階層勞動報酬不高，之所以小日子過得似乎還不錯，是因為夫妻雙方都在日以繼夜地辛勤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一個家庭正常的生活支出。因此，夫妻雙方如果要騰出一個人，不管是“專職媽媽”還是“專職奶爸”，去專司生育和培養孩子，而把掙錢養家的重擔完全交給另一個人，這對于中國普通居民家庭來說，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有點奢侈。

至于國家和社會，在“全面放開二孩”之后，可能還需要使與各種家庭福利和兒童福利配套的制度安排跟上去，這樣才能使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動機奏效。對于180度大轉彎的“完全放開二孩”新政，全國人民都將有個適應的過程。很大的可能是，會在近幾年出現生育的“報復性反彈”，但隨后便會一切歸于平靜。今后計劃生育的工作方式，應該不再是一種以罰款等強制手段為后盾的“指令性計劃”，而是以幫助居民家庭解決生育和養成過程中的實際問題加上適當社會福利為手段的“指導性計劃”。

按照美、英、法等發達國家的情況看，生育率的回升，其實是在一種“愛生不生”的自愿選擇的背景下得以凸顯的。也就是說，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但選擇少生甚至不生也是個人和家庭的自由。然而，一旦孩子出生了，就不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事情，國家和社會就有關心和愛護的責任，要用可行的社會福利制度確保他們健康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