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年，我們學校一共培養了兒科方向畢業生3000余人。”全國人大代表、重慶醫科大學兒科學院院長李秋看到記者對這個數字不以為然，她又接著說，“近15年，按照每年的招生計劃，全國醫科院校培養兒科方向畢業生只有6000余人，我們占了一半。”記者愕然。

“科班”出身的兒科醫生為何這么少？

1998年7月，教育部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兒科醫學專業被以“專業劃分過細，專業范圍過窄”為由列入調整范圍。從1999年起，大多數醫學院校停止招生，只有重慶醫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新華醫院、山西醫科大學等5所醫學院校還在招收兒科學本科專業學生。

“二孩時代”，“兒科醫生荒”再一次刺痛眾多父母，而在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看來，這個伏筆在十幾年前就被埋下了。

兒科醫生到底有多缺？

每年到了招聘季，李秋就犯愁，各個醫院來“爭搶”兒科畢業生，她要面臨各種醫院“打招呼”。不僅是西南地區，在醫療資源富集的北京，也存在兒科人才“一將難求”的窘境。

今年兩會上，李秋拿來了重慶市的兒科醫生數據：按照國家相關標準，近兩年，重慶市約需要6000名兒科專職醫生，實際缺口約1200余名。李秋說，這個缺口主要集中在二級醫院和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在社區衛生院，兒科專科醫生更是稀缺。

全國政協委員、新疆醫科大學教育教學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帕爾哈提?阿布都熱依木調研發現，目前南北疆的城市、城鄉接合部、農牧區，還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兒科醫師也相當缺乏，流失率很高。

2012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兒科醫生缺口逾20萬人。“‘二孩時代’到來，數字就遠不止20萬人了。”全國人大代表、長沙醫學院董事長兼院長何彬生說。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認為，工作量大、壓力大、待遇低造成了當前兒科醫生流失嚴重。鐘南山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兒科醫生最近兩三年改行率達到11%，不滿35歲的兒科醫生改行率達到14%，“這已經不是人才流動，而是人才流失”。

兒科學“斷檔重啟”

“兒科學專業已經停招了十幾年，如今斷了的檔要重新接續。”何彬生說，“如果放開本科培養，會有很多學生愿意讀。”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羅良娟說：“通過研究生階段進行培養的最大弊端是，這部分兒科醫生不容易流向基層，會導致基層孩子們看病難。”

2017年，國家衛計委和教育部支持中國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等8所高校舉辦兒科學本科專業，并從當年7月開始招收兒科學專業本科人才。

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視員宋毅在國家衛計委發布會上表示，要求38所高水平醫學院校增加研究生兒科專業招生數量，力爭到2020年達到在校生規模1萬人。

每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第四醫院老年病科主任高廣生，都要提加強兒科醫生隊伍建設的建議。去年兒科學“斷檔再續”，他終于看到了階段性的勝利。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副校長曹雪濤則表示：“一些學校倉促上馬兒科專業，師資、課程設置都不到位，培養質量令人擔憂。”在他看來，國家應當從全面優化醫學教育的長遠角度看待一些特殊專業的人才培養，絕不能坐視其弱化。

遠水怎么救近火？

“二孩時代”已經到來，但一個成熟的兒科醫生培養，需要10到15年的時間。中間的時間差如何填平？兒科學雖然已經“斷檔重啟”，但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培養方法在熊思東看來，并不能完全解決已經到來的“兒科醫生荒”的問題。

熊思東說，當務之急，應開展醫藥衛生人才現狀和需求調查。建立起覆蓋省、市（地）、縣（市、區）三級并逐步延伸到社區、鄉村的醫藥衛生人才調查網絡。同時，結合大數據手段，全面分析掌握不同地區、不同層級醫院醫藥衛生人才的年齡結構、質量結構和專業結構現狀，以及各地區醫藥衛生人才需求結構。

人才預警機制只解決了前半部分問題，后半部分問題需要通過臨時性舉措來有針對性地化解。

“存量調整”是很多代表都提到的一點。大家都認為應提高兒科醫生待遇，吸引更多醫生轉向兒科。除此之外，李秋還建議：“在進修深造、職稱晉升、獎金分配和科研立項等方面，對兒科醫生應有傾斜政策。擴大兒科專業醫師規范化培訓規模。加大兒科醫師轉崗培訓力度。對已轉到其他崗位的兒科醫生，鼓勵和引導他們返回兒科醫生崗位。還可設立定向兒科醫生培訓專項基金，為培訓后直接到基層醫院的兒科醫生提供更好的保障。”（本報記者劉博智趙秀紅張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