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努力奔跑，我們都是追夢人�！�，2019年兩會分別是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分別于2019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歷年“兩會”的時間一般控制在10-12天左右。兩會涉及社會發展各個層面的議題，是廣大選民表達意見要求的好機會，那么今年兩會都有哪些熱點話題呢？本文大風車網小編將為你介紹關于社會撫養費的一些相關新聞信息，希望對你有幫助.以下是2019年全國兩會關于社會撫養費的提案最新新聞消息，可供參考！

鼓勵生育背景下社會撫養費應退出歷史舞臺

近期，社會撫養費再次進入公眾視線并引發社會熱議，山東一對夫婦違法生育第三個子女需要上繳社會撫養費，當地計生部門依照《山東省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依法對其征收64626元的社會撫養費，因這對夫婦未按時上繳，計生部門申請了法院強制執行凍結了其22957.86元存款，剩余部分是否征收尚未有定論。

表面上看，由于當前國家并未全面放開生育，當地計生部門征收社會撫養費以及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做法是符合法律與相關規定的。但進一步分析的話，征收社會撫養費與當前國家鼓勵生育的政策導向存在一定抵觸的情況，這也是此事引起社會輿論高度關注的重要原因。

從社會撫養費發展歷程看，其起點始于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政策執行之初名為“超生罰款”，20世紀90年代初期改為“計劃外生育費”，2001年伴隨著《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頒布才正式更名為“社會撫養費”并于2002年正式開始征收。其征收的邏輯是居民計劃外生育的子女需要占用更多的社會公共資源，因而需向社會繳納一定費用，但社會撫養費征收的十余年來，出現了各地收費標準不統一、用途不透明且容易引發一定的社會矛盾等各式各樣的問題，已與時代變遷不相匹配。

原國家衛計委制定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并正式向社會征求意見，但由于近年來全社會生育意愿的逐步改變、人口出生率的下滑和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的陸續實施，該條例送審后就沒了下文。雖然二胎政策實施后全國30個省份陸續修改了計生條例、明確了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但社會撫養費并未取消，只是各地征收的標準與征收尺度不同。

在2017年兩會期間，原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曾指出，對當時超生二胎尚未處理的，各省市可結合實際妥善處理。這其實意味著國家已對各地生育政策給予了一定靈活操作的空間，操作層面上部分地區目前對待三胎也是采取默許態度，并未征收社會撫養費。

當前，我國人口總數雖仍處于增長區間，2018年我國總人口比上年末增加530萬人、達到13.95億，但新出生人口和全社會人口結構方面已出現一定問題。2018年我國新出生人口共1523萬人，較上年減少200萬人，人口出生率下降至10.94‰，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至3.81‰。

在新中國成立的70年里，新出生人口數量僅比1960年和1961年多，而出生率則是創了新低。在人口結構上，近年來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一直處于上升態勢，2010年為13.2%，到2018年末已升至17.9%，如按此趨勢，到2022年末老年人口比例將達20%。按照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隨著國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顯著提升，人口出生率穩步下降是長期趨勢，且出生率下降并不會輕易逆轉，這點從我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人口出生率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也可以看出。因而，一方面隨著二胎生育意愿的逐步釋放，未來新出生人口數據仍不樂觀，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時代快速到來，如不盡快采取相關措施予以應對，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產生多個方面的負面影響。其中最直接的影響是會顯著增加未來我國的養老負擔，該領域財政支出未來會大幅度提升，延遲退休不可避免，同時新出生人口的逐漸減少還會顯著提高我國勞動力成本，并降低未來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需求。

從上述角度看，當前我國人口形勢已十分嚴峻，必須及時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居民生育。事實上，國家近兩年已陸續開始出臺一系列政策，包括個稅專項附加扣除細則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稅前抵扣、提高全國公辦幼兒園數量比例、堅持房住不炒通過共有產權房解決居民首套購房需求等。在此背景下繼續征收社會撫養費就顯得與當前我國所面臨的人口結構形勢和國家政策鼓勵方向相抵觸。從宏觀政策角度來說，未來從生育率低的省份開始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放開生育限制已是大勢所趨，一些有條件的省份還可探索給予生育二胎甚至三胎的家庭一定生育補貼的政策，同時需不斷完善補齊影響居民生育的各項公共服務短板，逐步改變居民“不想生”的后顧之憂。

當然，宏觀政策的制定和落地需要進行全面多角度綜合評估并需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必然會耗費一定時間，很難做到一蹴而就，這就要求當前各省在操作層面應充分考慮當地實際情況選擇社會撫養費的征收與否，做到全面評估、分城施策。不能為了眼前一時的利益犧牲當地人口紅利這個長遠利益，畢竟人口結構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非一朝一夕就可輕易扭轉的，等到本地生育率大幅下滑之時再出臺鼓勵生育政策或再出臺類似“搶人”政策就為時已晚了。

綜上，在當前我國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及預期、新出生人口數量和出生率創新低背景下，宏觀政策的出發點和著力點已逐漸向鼓勵生育方向傾斜，未來極有可能全面放開生育，并對多生育家庭給予鼓勵政策，社會撫養費是隨計劃生育而出臺的，具有一定歷史背景，在不久后的將來應退出歷史舞臺。

為了討回繳納的6.7萬元社會撫養費，山東德州的鄭先生把官司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1月23日，鄭先生告訴，此前一天，他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短信通知，他起訴德州市運河經濟經開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經開區管委會），要求退還他繳納社會撫養費67320元一案，已獲最高人民法院立案。

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進度查詢信息顯示，該案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審理期限為182天。

澎湃新聞2017年2月報道，因計劃外生育第二個孩子，2015年10月14日，鄭先生向其所在地德州市運河經開區管委會繳納社會撫養費67320元。半個月后的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啟動全面二孩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調整前后，針對此前已生二孩家庭是否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問題備受關注。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曾表示，對于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已經依法處理完成的，應當維持處理的決定，尚未處理或者處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區結合實際，依法依規，妥善處理。

2017年初，他向經開區管委會及上級單位申訴，要求退還其已經繳納的社會撫養費，得到的答復一直是“我們已受理”。當年12月28日，鄭先生將經開區管委會告上法庭，請求判令經開區管委會退還已繳納的社會撫養費及利息，并賠償精神損失，向他和家人道歉。

一審法院駁回了鄭先生的全部訴訟請求。鄭先生不服，繼續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上訴。2018年4月，山東省高院裁定再次駁回其訴訟請求。

2017年6月28日，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認為德州市經開區管委會于2015年作出的“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載明如果不服本決定，申請復議或提起訴訟的時間為60個工作日，鄭先生提起行政訴訟“已明顯超過法定起訴期限，其提供的證據也不能證明存在不當理由”，駁回了他的全部訴訟請求。再審法院也以同樣的理由，駁回其訴訟請求。但鄭先生認為，其德州市經開區管委會的征收行為在主體、程序方面事先存在多處“違法”，因此請求撤銷該決定是訴訟請求，不受60個工作日的限制，選擇繼續向最高院申請再審。

2018年6月，鄭先生通過郵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再審申請。

半年后，案件有進展。

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進度查詢信息顯示，該案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審理期限為18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