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撫養費新規當回應民意訴求

　　國務院法制辦網站20日公布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向社會征求意見。《條例》在征收標準、征收程序、征收管理透明度方面做出明確規定。《條例》還明確指出，要落實收支兩條線，確保全額上繳國庫。

　　正如衛計委在《條例》起草說明中指出的那樣，社會撫養費在運行中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使得修訂勢在必行，不能再拖下去了。從目前公開的送審稿看，《條例》確實對此前公眾熱切關注的若干問題有所規范。比如，統一征收標準，限制自由裁量權;社會撫養費不得返還征收機關;征收有關規定必須向社會公開;等等。

　　這其中，3倍以下征收標準的確定，顯然具有積極的意義。有了這樣一個明確的界定，或可約束、改變一些地方無序、隨意、畸高的征收習慣，充分考慮大多數群眾的實際承受能力。而出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考慮，設置一定幅度的征收區間，也極大體現了政策法規的善意。

　　此外，將社會撫養費與地方計生經費完全隔開的設計，經費“不得與社會撫養費征收數額掛鉤”，也將有效遏制部門的利益沖動。這也符合法治政府的理念，畢竟，以往確實存在權力自肥的情形，社會撫養費與部門利益的夾纏不清，最終損害的除了政府權威之外，還有社會的公共利益。

　　盡管這一新《條例》亮點頗多，但現實地看，相關規定仍有進一步細化、明晰化的必要。以透明度而言，目前只是規定了征收標準，以及縣級年度征收總額公開，至于公眾此前高度關注的去向問題，則未置一詞。這可能考慮到社會撫養費既已作為地方預算收入統籌使用，當然也就無須單獨公開去向。只是這樣一來，公眾也就不可能了解這些費用的真實信息，而所謂群眾監督也就失去了意義。

　　還有，此前一些地方采取了“捆綁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辦法，不繳清社會撫養費，計劃外生育的孩子，就不能上戶口，不能上學，不能參加醫保等等，由此也曾引發悲劇事件。據媒體報道，2017年7月，四川瀘州16歲少女蔡艷瓊因家貧繳不起超生社會撫養費，無戶籍無法參加中考，喝農藥自殺;2017年3月3日，黔西南州興義市農民王光榮因交不起22500元“超生罰款”在家中割腕自殺。

　　在新修《條例》中，倡導更為人性化的征收措施，但只是泛泛要求限制自由裁量權。其收支兩條線的規定，也很難完全消除民眾的擔憂。很簡單，盡管《條例》明確社會撫養費與計生經費無關，可問題是，如何才能避免在實踐操作中真正沒有“掛鉤”?

　　這些年來，圍繞社會撫養費形成的輿論熱點、民意訴求，已經到了不得不回應的地步。相信在接下來的意見反饋、采集、接納的良性互動中，條例制定者能夠不斷消弭爭議、找到共識。(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