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在介紹“十二五”以來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成就時稱，我國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平均退休年齡不到55歲。尹蔚民表示，經中央批準后，人社部將向社會公開延遲退休改革方案，通過小步慢走，每年推遲幾個月，逐步推遲到合理的退休年齡。(10月15日《京華時報》)

延遲退休如何操作、勞動人口會否下降、有沒有大規�！安脝T潮”，這些問題都曾引起輿論熱議，如今尹蔚民都給出了權威回應，既滿足了公眾知情權，也能以正視聽。其中，尹蔚民披露的“我國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這一信息，最受輿論關注，也最值得我們深思。

據悉，我國現在平均退休年齡不到55歲，除了非洲的一些國家之外，大多數國家都是在65歲、67歲。這組數據既印證了我國“平均退休年齡全球最早”，也說明我國平均退休年齡與多數國家相比差距較大。而披露“平均退休年齡全球最早”的信息，無疑為延遲退休改革進行了“鋪墊”，以增加公眾的理解支持。

換句話說，人社部是在告知公眾，我國推行延遲退休很有必要。從“平均退休年齡全球最早”的角度而言，確實需要延遲退休，以便與國際“接軌”;再從“未變富先變老”、未來養老金支付壓力、人口平均壽命延長等角度來說，也有必要進行延遲退休改革。不過，這項改革如何操作，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筆者以為，就“平均退休年齡全球最早”而言，對相關改革有不少啟示：其一，啟示我們盡早完善相關法律。我國平均退休年齡之所以全球最早，主要原因是過去相關法規確定的退休年齡不合理。那么，下一步不僅是制定延遲退休改革方案，更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確定合理的法定退休年齡。

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0周歲或55周歲，這一規定源自《國務院關于安置老弱病殘干部的暫行辦法》和《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國發〔1978〕104號)。顯然，有必要制定新的退休管理辦法，甚至有必要納入《社會保險法》等法律。由法律確定退休年齡，可能比一個改革方案更有效力。

其二，這啟示我們應該有效遏制“提前退休”。我國平均退休年齡全球最早的另一個原因是，不少公務員和國企職工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這其中，有一些情況是確實符合提前退休規定，但另一些情況是，部分人通過非正當路徑、特殊關系得以提前退休，然后拿著退休金卻干著另外的工作。

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學者曾透露，各地提前退休現象普遍存在。清華大學教授楊燕綏也透露，一個省“提前退休的比率高達17%之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符合規定但卻提前退休的這些“特權人”，不僅“拉早”了我國平均退休年齡，而且由于提前領取了養老金，大大增加了養老金負擔，所以必須有效遏制“退休腐敗”。

其三，這啟示我們思考如何制定延遲退休改革方案。盡管我國平均退休年齡全球最早，但不等于人人退休年齡早，也不是意味著每個人的退休年齡都必須延遲，因此，最終確定的改革方案，應該對不同職業的人群分類改革。另外，對非公單位職工，最好是把延遲退休的決定權還給職工，即實行彈性退休制。

進而言之，最終確定的改革方案應該兼顧多個方面，包括廣大民眾的意愿、未來養老金支付壓力、老齡化程度、勞動力資源等需要深入研究民意、吸收民意民智，并做好說服工作。

不要誤讀了延遲退休政策!

從國家層面看，延遲退休增加了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供給;從社會層面說，為未來的養老增強了支付能力。

日前，人社部部長尹蔚民稱，我國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要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

此言一出，輿論場就炸鍋了。不少人反對。其實，客觀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其實是為了大家的根本利益。怎么說?

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問題日甚一日。事實明擺著，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掙錢的越來越少，花錢的越來越多。這一減一加，讓養老金支付壓力也是日甚一日。

養老保險，說白了，就是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蹺蹺板”，這邊高了，那邊就低了。從咱們每個人自身出發考慮，就會明了這個道理：都早早退休了，吃誰的?

況且，老人的概念今時不同往日了。過去，人到50歲就發蒼齒搖。現在醫療條件、生活水平提高了，70歲的人還能考駕照呢。所以，國家延長退休年齡的考慮，不是心血來潮拍腦門。

延遲退休，最直接的好處，就是擴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降低每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的退休人數。從國家層面看，增加了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供給;從社會層面說，為未來的養老增強了支付能力;從個人層面看，大河有水小河滿。

當然了，一項公共政策，只有在設計的起點上就包含公平的理念，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制定延遲退休政策，不能一刀切，必須考慮到勞動人群的地區差異、壽命差異、收入差異、職業差異等因素。

比如2010年，上海人預期壽命80.26歲，云南人預期壽命69.54歲，兩地退休人口的預期余壽差異很大。如果延遲退休，勢必導致不同人群享受養老金的時間長短各異，造成不公平。

因此，制定延遲退休政策，必須審慎，同時需要創造條件，充分挖掘現有的勞動力供給潛力，比如消除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性障礙，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