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3年以來，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反腐風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務員的新焦慮癥，越來越多的官員跳出體制，醞釀第三波官員下海潮。有全國政協委員認為，“公務員熱”的退潮恰恰說明市場正在起決定作用。

這是一個既好又壞的時刻，在公務員普遍焦慮的同時，這個群體也在進一步走向規范和職業，將一些懷有特殊預期的人擠出去，最終推動改革。

繼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國或將在未來幾年迎來第三波官員下海潮。“國考”也在降溫，2017年公務員報考人數比去年下降了36萬。

高壓之下，基層公務員神經長期繃緊，但這并未得到大范圍的重視。

“大領導如果一出事，整個系統都會面臨洗牌。首當其沖的是，工資待遇肯定會進一步被削減。” 王斌說。

“高層希望通過這兩年的肅貪將公務員職業復歸平常，將一些懷有特殊預期的人擠出去，才能推動改革。”

在體制內浸淫二十多年、見慣了大風大浪的于波，從未像今天這樣想要離開這個體制。“八項規定”刮走了逢年過節的購物卡，曾經引以為傲的社會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戰。

身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長，于波以前無論走哪，別人都會敬他三分，現在，誰都可以調侃他一番：于局還好吧?沒進去吧?

“既沒有利益帶入，又沒有正面形象，你覺得我繼續待著還有什么意思?”于波說，只要公務員養老金并軌，他就立馬辭職。

他身邊已經有不少人在付諸行動，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領導，比如該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在全國，也不時傳出公務員下海的零星個案：2017年3月，杭州市金融辦副主任俞勝法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10月，全國人大信訪局副局長黃力群去了一家律所。東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發文要求警惕法官辭職。輿論預測，繼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國或將在未來幾年迎來第三波官員下海潮。

但是在風聲鶴唳的官場，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樣，選擇繼續觀望，在辭與不辭之間掙扎。浙江省心理醫生趙國秋發現，八項規定推行的最近兩年里，找他看病的公務員比過去明顯增加。趙從2007年開始一直擔任浙江省“公務員心理援助項目”牽頭人。他主導的最新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公務員心理健康水平不夠高，幸福指數不夠高，壓力比較大，職業倦怠的分數比較高”，比2007年調研時更為嚴重。

“糖”沒了

沒完沒了的應酬，一度令王軍這個東部某市供電局的處長叫苦不迭，一開始，當禁止吃喝的大棒揮來時，王軍還長噓了一口氣：從此可以解脫了，但接二連三的規定，讓王軍很難再快樂起來。

先是每個月5萬塊的獎金不見了，接著連哈根達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電力系統還給所有處級干部的公車上裝了衛星定位系統，這意味著如果王軍想公車私用，后臺一目了然。

“這哪是在當官!”王軍說，他已經很久沒敢出門吃飯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證清白。這種做法在他的官場朋友圈里，已經形成一種共識。

王軍或許不知道，其他系統的官員面臨的監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中聽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廣東某市官員的離任審計變成三五年審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風監督員隔三差五就上門……

“最近我們正好要搬家，辦公室有點亂，被監督員看到了，立刻對我們提出批評，說公家單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員記得，上回，某單位違規發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報一下。

這是一條不能觸碰的高壓線。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2.45萬起違反八項規定的案件，數以萬計的干部因此受到處理。

烏紗難保的風險，使得每個官員都不敢掉以輕心，執行時中央到基層由此層層加碼。王軍的領導交代：“你們私底下說話注意點，不該說的話不要亂講。”原本就謹小慎微的官場，變得更加噤若寒蟬。中午到食堂吃飯，王軍發現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談國事，“就好像這些條條框框的規定對我們的影響幾乎不存在一樣”。

在上海某市直機關，正科級干部陳斌也早就嗅到了這股緊張的氣息。和所有人一樣，陳斌知道組織干部處處長辭職的消息，也是通過一張A4紙大小的布告。剛剛過去的4月，這個消息像一枚炸彈，在單位里炸開了鍋。

“他已經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職位，他的離開確實有違常識。”陳斌說，這位處長的保密工作做得極好，估計一個月前就提出辭呈。而在他的視野所及，已經離開的遠不止這個處長。一個實權部門的副處長，去了某房企當營銷主管，另一個科長，也在最近辦了離職手續。

出走的原因無一例外都跟福利沒了有關。以前一年到頭，陳斌所在系統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動用工資卡的錢：住宿有單位宿舍，吃飯有食堂，每個月還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過節發的購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來能有個五六萬，這差不多是他工資的一半，但現在過年連賀卡都不發了。

“像這位副處到手的年薪也就十萬，最近剛生了娃，壓力很大。”陳斌說，自從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后，上海公務員的工資基本上都沒什么大的調整。

于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資不僅沒有升，如果按貨幣購買力來說反而降了。“我現在每個月到手的錢就2600塊。”于波說，二十多年前他剛進單位的時候，還能是中上等，他現在的收入在當地只能算是中下等，連他做農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掙一兩百。”

不同于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于波所在的城市屬于中部欠發達地區，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爾發點日用品，過年過節別人偶爾送條煙。“就像給小孩子糖吃一樣是快樂的，現在就沒有這種快樂的感覺了。”

“不消極，也不積極”

對于一個有著幾百號人的大單位來說，三個官員的集中離開看似不能說明什么，但在陳斌印象中，這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他進單位十年，只走過一個人。

體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務員成為中國流動性最小的職業群體。名校碩士畢業，放棄外企高薪，陳斌當年擠破頭考公務員圖的就是它的穩定和旱澇保收。他參加國考的2003年競爭還不像今天這樣慘烈，那年恰逢大學擴招后的首批大學生畢業，公務員熱剛剛興起，之后十年，公務員報考人數屢創新高：2003年才8.7萬人，2010年已經突破140萬大關。

跟陳斌這一代80后相比，于波這一代60后看似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