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其雇主(或用人單位)支付的最低金額的勞動報酬。最低工資不包括加班工資、特殊工作環境、特殊條件下的津貼，最低工資也不包括勞動者保險、福利待遇和各種非貨幣的收入，最低工資應以法定貨幣按時支付。

最低工資一般由一個國家或地區通過立法制定。在國外，除了政府可以制定最低工資之外，某些行業的組織也可以自行制定該行業的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可以用月薪制定，也可以用每小時的時薪制定。最低工資的制定反映了監管機構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在國外，最低工資是政府對勞動市場的正當干預。

我國各地區資源稟賦不同、經濟基礎不同、功能定位不同、發展水平不同，不能簡單地以絕對額、相對數判定最低工資標準。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要有利于促進工資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穩步提升，有利于縮小收入及貧富差距，更要執行好標準及相應規定。

近日，全國多地陸續公布了最低工資標準。有評論認為，各地確定標準不一難以比較，對最低工資標準制定和執行提出質疑。

根據2004年頒布的《最低工資規定》，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是為了維護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的合法權益，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視情況采取月標準和小時標準兩種形式。確定和調整月最低工資標準，應參考當地就業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職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確定和調整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應在月最低工資標準的基礎上，考慮其他相關因素。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資源稟賦不同、經濟基礎不同、功能定位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簡單地對比絕對額、相對數，很難準確判定哪個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更加合理或不盡合理。盡管上海、北京此次扣除了“規定”沒有要求扣除、且各地也大多沒有扣除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分析“含金量”時也還是要考慮其他因素的。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科學合理地確定并執行最低工資標準更具現實意義。

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要有利于促進工資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穩步提升。黨的十八大明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考慮人口的增長因素，新創造的價值中分配給居民部分的增長要更快一些，所占比重也要略有提升。考慮人口政策變化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人均工資水平的提升要略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長。最低工資標準的確定及不斷提升，應以此為底線。

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要有利于縮小收入及貧富差距。我國在未來5年多的時間內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社會。要改變大多數人的收入被少數人平均的不合理現象，需要調整收入分配機制，控制高收入群體的增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不久前，我國已對國企高管薪酬增長做出明確規定和規范。在此基礎上，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幅度應快于平均工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幅度。

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更要執行好標準及相應規定。工資及收入水平的提升，最根本的還是要依賴國民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和實力的提升。長期以來，一些地區過分追求短期效益，過多依賴少數外資企業、高污染企業、房地產開發及土地財政，在外資調整布局、加強環境保護、房市變動加大的背景下，缺乏繼續發展的動力。地方政府與其把精力放在力挺房價上，不如適應新常態階段的特點，下大力氣積極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培育和發展新的增長點，形成多點支撐的格局，確保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此外，要把及時調整和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作為考核地方黨委政府工作和地方政府向人代會報告工作的重要內容。地方人大和人代會也要認真履行好檢查和監督責任，對違反規定或不按規定執行者，無論是地方政府及職能部門，還是企業、單位及雇主，都要依法追究責任并予以糾正。

最低工資標準是一種兜底的行為，是政府對勞動力價格進行管制的一個結果。出于對一定的社會道德標準的追求，作為次優選擇，各國政府大多實施這一制度，以保障收入低微或不穩定的工人最基本的生活，維護社會安定。

應當說，上調最低工資，對于高收入群體來說，影響甚微，但對于收入低微的工薪階層來說，這種真金白銀式地提高待遇，確實是一大利好消息，可以緩解一些生活壓力。對于政府而言，此舉措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企業發放工資增加了，生產成本就會增加，這就逼迫企業向更有技術含量領域轉型;上調還可增加國內消費能力，促進國民經濟向內需增長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