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上調何時告別“等、猜、比、罵”

　　近十年來，我國城鎮職工養老金水平連年上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改善，是值得稱道的社保政策。

　　然而，每到年末年初各地要上調養老金待遇之際，卻出現了許多不和諧的聲音和現象：老年人先是“等”，盼望政府多加些養老金，盼望政策早些時候公布;接著是“猜”，各種小道消息開始流傳出來，讓老年人將信將疑，要自己去判斷消息的準確性;過了一陣，政府的養老金上調政策終于出臺了，老年人在奔走相告的同時，又開始互相攀比，例如為什么學歷高的養老金就加得多，工齡長的養老金加得多，為什么事業單位養老金加得少等等。在不斷攀比之下，老年人的滿意度下降了，就開始罵，覺得有些政府領導“偏心”了。

　　漲養老金本是皆大歡喜的好事，為什么生出這么多事來呢?原因就出在養老金缺乏每年例行上調的固定規則，決策機制不透明，隨意性大。

　　從2000年至2017年，我國城鎮職工(包括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的平均養老金從559元漲至1750元，但每年的增幅飄忽不定，每年的漲幅分別是11.13%、3.04%、12.5%、4.01%、4.6%、7.52%、15.17%、14.78%、16.57%、10.79%、10.2%、10.38%、11.18%，而如果我們將歷年養老金漲幅與年度CPI漲幅對比，可發現許多年份物價上漲較多、但養老金增幅卻并未相應提高。

　　在養老金上調決策機制不明晰的情況下，老百姓往往希望養老金加得越多越好。久而久之，形成了錯誤的觀念和誤區：

　　首先，許多人認為，養老金上調幅度不能低于上一年度。養老金漲幅大了，領取者心安理得，覺得就應該拿這么多;漲幅小了，領取者則怨天尤人。在一些地區，養老金每年漲幅較大，甚至超過了不少在職的勞動者，形成養老金與在職職工工資的倒掛現象。

　　其次，不同人群間的養老金上調規則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人為增加了社會矛盾。例如前文談到的，有的年份政策向高學歷者傾斜，有的年份政策向工齡長或年齡大的傾斜，規則無定論，養老金領取者患得患失。

　　第三，由于養老金上調機制不明確，導致一些老年人無法預測到將來可領取的養老金，生活過于節儉，不敢用錢。

　　第四，養老金上調機制不明確，也給政府的管理造成一些混亂。一方面，政府的社會保險預算無法提前編制，在資金籌措與管理上陷入被動;另一方面，由于規則不清，各地政府之間相互攀比，自作主張，少數省份的財政資金和社保資金本已捉襟見肘、收不抵支，卻每年大幅增加養老金(漲幅甚至高于發達省份)，然后向中央政府哭窮。

　　養老金定期上調，既是保證老年人的養老金不受通貨膨脹侵蝕，也是讓老年人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一種良好機制。近年來，我國經濟和財政實力大大增強，在財力上能夠保證養老金定期上調。2017年7月開始實施的《社會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建立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物價上漲情況，適時提高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去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提出，建立健全合理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和正常調整機制。因此，養老金定期、有規律的上調機制亟待建立。因此，我們應盡快把養老金定期常規化調整機制的建設提上議事日程。

　　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可供借鑒的成功經驗。有的國家把養老金與通貨膨脹率(消費者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等)相捆綁;有的國家把養老金與全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相掛鉤;有的國家則折中兼顧通貨膨脹率與工資增長率的增幅;還有的國家專門根據老年人的消費特點，設計出老年人物價指數，以此作為養老金上調的依據。總的來看，我國處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養老金的上調可兼顧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與社會工資增長率的情況，在兩者之間設置相應的權重。

　　一旦養老金定期、常規化的調整機制建立起來了，老年人心中有數，就不需要每年翹首以盼、打聽消息了，社保部門也能較好地預測和管理基金。舉個例子，美國在2015～2017年間因金融危機，物價下跌，養老金連續兩年都自動不再上調，老年人也非常平靜地接受這一現實。

　　筆者認為，我國已經在社會保障上傾注了大量的財政資金，再輔之以高效、透明的管理機制，老百姓就能得到最大的實惠。(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