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

■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任務艱巨。

■無論任何國家，生產要素總量是相對有限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制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頸，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提高最終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將會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在“三期疊加”階段，針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效率下降、杠桿率較高等結構性問題，我國正在持續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快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增長潛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推進國企改革，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力流動性和勞動力素質，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今后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基本理念、重大舉措作出了戰略部署，明確提出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我們要切實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化解經濟發展中突出的結構性問題，著力推進制度創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重構經濟增長新動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一、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2015年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新增就業超額完成全年預期目標，全國居民收入增長繼續快于經濟增長，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呈現勃勃生機，生態環境不斷改善。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任務艱巨。亟待大力推進結構調整，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培育新的發展動能，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一般經濟規律表明，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投入貢獻后，由技術進步、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進與革新帶來的產出增加，反映了各生產要素的綜合利用效能，體現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影響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的關鍵因素。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濟發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別是資本投入，進入發展中后期階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貢獻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提高。這是因為無論任何國家，生產要素總量是相對有限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制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頸，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提高最終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將會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我國過去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據有關機構測算，1982?2010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21.5%。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我國經濟增速下行。未來一個時期，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核心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發展動力順利轉換。

二、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結構性矛盾

近年來，我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深刻變化。抓住和利用好這一戰略機遇期仍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凸顯，制約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經濟穩定增長。

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連續下降，預計“十三五”時期繼續減少1000萬人以上，人口紅利逐步消減。人口老齡化加劇，末老齡化率達到15%左右，高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約5個百分點。用工短缺，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3.2%，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13.5%，高于同期勞動生產率(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1.1%的水平，勞動力成本增長已快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國際金融危機后，隨著政策刺激下投資大幅增長，資本邊際產出效率明顯降低。從2008年到現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資已經顯著上升。投資回報率低，直接影響了企業投資意愿。投資結構也不盡合理，設備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從2008年的23.5%降至的19.4%，土木建筑類投資上升，占比已達2/3，增加投資更多依賴政府和房地產投資。再加上前些年我國產業鏈基本以土木建筑類投資來布局，也造成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

杠桿率較高。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杠桿率迅速上升。盡管總體債務規模可控，但我國整體債務占GDP的比重與2008年相比有較大幅度提高。這種狀況不利于企業穩定發展、推進技術創新、邁向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高端。盡管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還不到40%，但部分地區償債壓力較大，存在局部風險。

一些制度機制抑制資源配置效率。一些領域壟斷和行業準入壁壘依然存在，企業缺乏退出機制，僵尸企業僵而不死，影響資本配置效率。勞動力素質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創新人才不足。勞動合同法一些規定有待完善，加上戶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響了人口的自由流動，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到城鎮就業創業。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規定使得審批手續繁雜，征地拆遷難，投資項目落地慢。農村土地改革滯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動性。這些體制機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過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動，影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疊加”階段，針對上述結構性問題，我國正在持續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加快關鍵性體制機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釋放潛在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點，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