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人員繳醫保對不對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2017年第一期《求是》撰文，提出要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
對此，輿論基本一邊倒，講理的講理，拍磚的拍磚，認為于情于理于法都說不通。當然，樓繼偉是學者型官員，比較務實，不會隨便放炮。財政不能負擔，他這個財政部長，為長遠計，自然要發聲，說一些犯眾怒的“真話”。
逐步加深的老齡化社會正是這一切的淵藪。繼多地養老金收不抵支之后，多地醫保資金收不抵支也見諸于媒體。與此同步，繼延遲退休在去年板上釘釘之后，退休人員繳納醫保也在新年伊始就被放出風來。養老和醫保基金的支付壓力，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財政的重中之重，經濟在下行，收入在放緩，支出剛性增長，用一句經常形容國足的話，“留給財政部的時間不多了”。
但是，造成醫保承壓結果的原因，卻不是民眾單方面使然，這里面需要民眾做出“貢獻”，以避免過度的代際透支和道德風險，但供給側方面，政府仍有文章可做。
首先，醫保基金和養老基金一樣，都同時面臨著“缺錢”和“盈余”的問題，一方面醫保基金入不敷出是事實，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我國已有225個統籌地區的城鎮職工醫保資金出現收不抵支，占全國城鎮職工統籌地區的比例高達32%，需要財政來兜底發放;另一方面醫保基金“不差錢”也是事實，，城鎮職工醫保基金結余8618億元，算上城鎮居民醫保基金，總結余過萬億元，錢趴在賬上，為收益率著急。這種“悖論”的原因是統籌層次太低，基金不能在全國層面調劑多寡。資金大量沉淀和資金大量缺口共存的現象，既適用于醫保，也適用于養老金。因此，統籌升級，需要有人來設計和執行。
其次，當初，考慮到退休人員在以前工作期間的貢獻而免于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不僅是因為退休人員多為弱勢群體，政策要有人情味，同時更重要的邏輯在于，他們工作期間所應留存的社保收益，彼時都變成了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積累，因此，他們的養老和醫保成本，本來就需要補償，而非站在道德高地。這是近年來包括延退在內的諸多問題的深層根源，即以養老金和醫保基金為主的社保轉型歷史成本，到底應該怎么消化。國家、企業和個人，如何分擔比例?
養老和醫保，費率達到企業工資總額的36%，無論是跟發達國家比還是跟發展中國家比，都是名列前茅的，漲是不可能的，相反降的呼聲愈加強烈。中央在2015年底也回應了這一呼聲，明確表示要在今年減稅降費。費率如此之高，新世紀前后的養老和醫保轉制，成本主要是由企業和個人分擔，政府希望在發展中讓市場將這塊歷史成本逐步消化，但到現在出現了困難，政府出手償還，至少是一個選擇項了。比例多少，可以權衡，但無法沿著最小阻力線繞著走了。還是樓繼偉，在去年也曾說過，在“劃撥部分國有資產補充社會保險基金”的基礎上，才有條件適時降低社會保險的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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