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9月的某一天，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的數量，悄然突破了2億。

　　按照近幾年中國每年新增超過60歲人口的數字來計算，每一天都有接近25000人進入到60歲以上老年人的行列。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在快速發展。到本世紀30年代中國將進入老齡化的高峰期，并持續近40年時間。根據測算，2050年，中國職工的撫養比將從現在的3個職工養一個退休人員，變成1.5個職工養一個退休人員。

　　未來，我們該如何養老?

　　這一問題不僅是中國面臨的難題。包括丹麥、芬蘭、新加坡、美國等多個國家，都面臨老齡化加劇背景下，養老金支付壓力沉重的困境。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一問題更加迫切。

　　觀察這些國家的政策路徑可以發現，延遲退休是大勢所趨。

　　丹麥是北歐高福利國家之一，歐債危機以來，其高福利制度難以持續。鑒于此，丹麥政府規定從2017年開始，丹麥公民提前退休的年限，將逐漸從5年減為3年，其法定退休年齡將從65歲逐漸延長至70.5歲。此外，丹麥政府還減少了部分富裕人群領取政府養老金的金額。

　　在新加坡，法定退休年齡為62歲。從2017年開始，新加坡規定雇主必須向符合身體健康條件的雇員提供為期三年的返聘合同，合同一年一簽，實際上變相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

　　在中國，近兩年來，延遲退休、以房養老等話題，之所以在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在人們的觀念中，居民養老完全屬于政府職責，因此質疑政府是否在推脫責任。

　　強調政府對于居民養老的責任固然重要，敦促盡快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改變現狀的重要途徑。但是，政府對養老問題只能承擔有限責任。

　　除了延遲退休以外，一個學界達成的共識是應構建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這是緩解政府養老金支付壓力的同時，保障大多數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關鍵。

　　以美國養老保險制度為例，其體系分為三個層次，即國家強制性保險、私營企業養老金計劃、個人儲蓄性保險。

　　美國私營企業養老金計劃已有近百年歷史，到目前為止已有55%的員工參加了這項計劃。這是美國的私營企業間人才競爭的有力砝碼。

　　中央財經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認為，中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應該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面向全體國民的基礎養老保險。這個制度的主要意義在于體現公平，人人都有;第二個層次，是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繼續完善;第三個層次是發展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年金，作為補充養老保險;第四個層次是面向高齡老年居民、貧困老年人的老年津貼制度和老年低保制度。

　　雖然在學界和政府層面，對于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如何構建存在多種方案，但是“多層次”是普遍達成的共識。

　　以褚福靈思路為例，在以上四個層次中，第一、第四層次屬于政府責任，第二層次中，個人與企業承擔部分責任，第三部分則屬于個人或企業責任。需要強調的是，基礎養老金與老年津貼、低保制度，其作用是讓全體老年人都擁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它是普惠制的，而非錦上添花。老年人要想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則需要更多依靠個人與市場的力量。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一些國家，退休后居民在健康水平允許的情況下，自愿繼續工作的現象越來越多。

　　在日本，退休后老年人收入來源中，有40%為繼續勞動所得，50%來自國家養老金，10%是個人資產儲備所得。

　　芬蘭是較早實施彈性退休政策的國家，2005年芬蘭規定職工可以在63歲到68歲之間退休，政策實施當年，芬蘭符合退休年齡的4萬人中，只有大約1萬人申請了退休，大部分都選擇留在工作崗位上。芬蘭媒體報道稱，人們愿意繼續工作的，大多是為了體現自身價值。

　　在轉變了養老完全靠政府的觀念后，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也將出現上述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