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希臘為了應付財政上的左支右絀，通過了一項議案，讓數千名公務員丟了工作，還停發了另外2.5萬名公務員的薪水，規定他們在主動辭職或該措施中止之前都拿不到自己的工資。受到波及的公務員包括教師、市政警察和學校警衛。按照議案提出的時間表，總共將有1.5萬名公務員在2017年年底前被辭退。

　　希臘兩大工會為此聯合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罷工，其中一個是專門代表公務員的Adedy工會。據外媒報道，這場罷工導致包括稅務辦公室在內的多個政府機構關門，大量公共交通工具在當天停駛停航，聲勢相當浩大，但他們并未成功阻止法案通過。

　　但對希臘來說，這兩件事在這兩年都算不上新鮮。2017年，希臘政府就曾大幅調低公務員的薪資和待遇，還凍結了他們的退休金。2017年，希臘降了5000名公務員的薪水，排成長龍的人群舉著橫幅在議會大樓等公共機構門前抗議，其中包括法官、檢察官、警察和消防員。

　　不過，對于這個連續幾年失業率超過20%、亟需同心協力共度時艱的國家來說，公務員與其他勞動者一樣，無法在國家災禍面前抽身保平安。

　　離開希臘，來到美國。2017年12月，汽車之城底特律進入正式的破產程序，當地一名法官宣布了一項意味深長的法庭裁定：公務員的退休金不受聯邦破產法第九章保護。換句話說，在某些情況下，當地公務員有可能拿不到全額退休金。

　　這動搖了人們認為法律保障養老金不受侵犯的普遍信念，不少當地市政員工向媒體表示，自己“備受打擊”。有鑒于地方判例在美國法律中的特殊地位，一位底特律政府部門發言人通過媒體直言不諱地說，這個裁定對全國各地受保護的養老金福利將是“一個危險的預兆”。

　　不過同樣的，美國公務員也不是頭一次遇到這類職業風險。2017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曾宣布凍結約3000名政府公務員的開支，節約出400萬美元來，以“更負責任地支配稅收收入”。受影響的主要是白宮和其他聯邦機構的高級官員。

　　雖然這結論算不得嚴密，但日子越過越不容易，似乎成了歐洲公務員近年來共享的某種趨勢。例如同樣遭遇歐元債務危機的西班牙，這兩年也將數千公務員趕入了浩浩蕩蕩的失業大軍，鄰國葡萄牙緊隨其后。身在歐元區外、日子一向過得比較富足的英國公務員，因為政府宣布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提高養老金繳納額度，在2017年發起了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罷工行動。

　　當然，將眼光放到世界范圍來看，公務員遇到的也不全是壞消息。日本規模最大的公務員退休基金之一——PAL基金，去年開始將目光轉向新興市場股票，計劃利用更多元化的投資組合提高其收益;美國政府則發現，經濟的不景氣提高了公務員職位在人才市場上的吸引力，過去幾年投簡歷的人才水準多數都超出了崗位對他們的要求。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在并不總是欣欣向榮的經濟形勢和總是持續加重的公共財政負擔之間，各國政府都在努力尋找解決方案。在這個過程中，過去為公務員確立的穩定待遇——固定退休年齡、固定工資、較小的失業可能性和標準的養老金——都開始變得不那么穩定了。盡管期間伴隨動蕩、大量抗議和偶爾的暴力事件，歷史的車輪仍然滾滾向前。

　　這種制度靈活性并非一時興起，信手拈來。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研究員胡仙芝指出，很多國家都制定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公務員工資調整機制，其基礎目標是體現市場工資基本水平。因此，日本、新加坡等國都確定了以民間薪資標準(即社會平均工資水平)，通過定時的民間薪資標準統計調查制度，確保公務員的工資水平與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基本持平。

　　因為這種機制本身既允許漲工資，也允許降工資，因此經濟向好之時雖然可以一路笙歌，類似希臘、西班牙一般危機當頭之時，也能同甘共苦。毋庸置疑，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專家們認為，國外還有一個大的區別，就是一種將公務員視為普通勞動者的認知和心態，它允許政府在制度調節時享有較大的靈活度。北師大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說，公務員隊伍的定位至關重要。“在美國，為何一流人才不當公務員而去華爾街或大學?因為公務員的這個職業不要求創新性，他是整個國家機器中的一個維護員、技術人員，就是依法辦事，上傳下達。”李實說，“公務員一天到晚有自己的獨立性的話，國家就亂掉了。這支隊伍本身在社會人才里應該是屬于中等水平，給他們配套的薪酬，也一定是相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