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額+情節”的模式，顯然更有彈性，也有利于提高貪腐成本。不斷修訂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舉、以法律支撐，無疑才能讓反腐敗走得更穩、走得更好。

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為社會各界的焦點。此次人大審法，從嫖宿幼女罪的存廢，到暴力襲警罪的重罰，都引來關注。而貪污受賄罪的量刑標準，同樣是社會關注多時的問題。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對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劃分：不再具體列出貪污數額，而是分成貪污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三檔量刑。而現行刑法中，是按照“10萬元以上”“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不滿5000元”四類貪污數額，分列出刑罰標準。相比之下，這樣的具體數額，不合理性顯而易見。

比如，河北秦皇島北戴河供水總公司原總經理馬超群，光家中就搜出了1.2億元現金，已經遠遠超出10萬元，但也只能按照10萬元以上來量刑。從公開報道看，因為貪腐5000元或者5萬元被處理的官員，也十分罕見。從這個角度看，這一規定顯然不合時宜甚至難以嚴格執行。所以，將貪污數額分成“較大”“巨大”“特別巨大”三檔量刑，雖看起來比較原則，但無疑是實事求是之舉。

與改變具體數額的規定相比，另一個變化同樣重要??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量刑，不再簡單與貪污金額掛鉤，還同時兼顧考慮到“其他較重情節”“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前些年，內蒙古阿榮旗檢察院原檢察長劉麗潔，曾因“借豪車”被質疑。這樣的借款、借物，免費使用豪車、豪宅，在新的法條下，或許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認定了。“數額士情節”的模式，顯然更有彈性，也有利于提高貪腐成本。

不過，這樣的規定，也難免讓人產生一些擔心。有不少網民認為，刪除具體的標準后，自由裁量空間擴大，立案、量刑等環節，容易滋生腐敗問題。打消這樣的顧慮，需要具體的司法解釋跟進。其實，通過司法解釋甚至具體的司法實踐，來根據不同情況精確地調整具體的標準，也是更科學的選擇。

法律并非“死”的規定，而是應該有“活”的調整。只有通過與經濟、社會、政治乃至民意不斷對話，法律才能尋找到最好的切入點，真正成為調整社會關系的工具。貪污受賄“5000元起步”的標準，形成于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價水平，就能對這個問題有更直觀的感受了。當然，法律也必須有一定的穩定性，這是法律權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穩定性和變動性之間尋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題。

應該說，經過近三年強力的打虎拍蠅，反腐敗已經進入了一個攻堅期、深水區。國內外都有很多輿論，在看反腐敗“往哪里走”。在這一階段，讓反腐敗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是必然的選擇。從這個角度看，不斷修訂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舉、以法律支撐，無疑才能讓反腐敗走得更穩、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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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在大成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高峰論壇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擬設置“收受禮金罪”。

刑法修正案(九)自2013年開始起草，收受禮金罪只是其中新增的罪名之一，但因其事關反腐而備受關注。

制定收受禮金罪的用意，在于彌補受賄罪的構成要件與反腐要求的脫節。不僅如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經多處了解，刑法修正案(九)還將對受賄罪量刑進行規范化，受賄罪量刑標準將不再以5000元、5萬元、10萬元三個“尷尬”的數字為量刑標準。

擬增設收受禮金罪

“收受禮金罪將是獨立于受賄罪的新罪名，而不是受賄罪的附屬罪名”，9月28日，刑法學權威、中國刑法學研究會顧問儲槐植告訴記者。

現行《刑法》規定，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這意味著，“被告人構成受賄罪，必須在主觀上和客觀上為他人謀取利益”，儲槐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但司法實踐中存在著變相受賄行為，即官員慢慢被收買，卻無法證明其為他人謀利”。

“這也就是為什么有些腐敗分子的貪腐數額特別巨大，最后進入司法程序時，受賄數額卻只有幾千萬、幾百萬的原因，大量的貪腐金額與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找不到因果關系”，一名接近立法機關人士說。除此之外，缺少對因果關系的認定，還會引起有些被告人的不服。

多名刑法學者證實，收受禮金罪已寫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國家工作人員只要收受禮金達到一定數額，哪怕證明不了為他人謀利也可以定罪”，儲槐植說。

“當然，收受禮金罪的量刑也要比受賄罪輕一點”，他說。

在上述接近立法機關人士看來，增設收受禮金罪，是中國《刑法》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協調的問題。

我國已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但《公約》規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當好處的行為是與其職務行為相關的，就足以構成受賄罪，并未包括“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

呼吁設立收受禮金罪最早出現在1997年，刑法學者周振曉當年在《杭州大學學報》的一篇文章中建議，在刑法中增設非法收受禮金罪。

亦有刑法學者表示不同意見，9月28日，在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年會上，多名刑法學者表示不需設立收受禮金罪，“而只需對現有受賄罪構成要件進行重構”。

今年8月，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刑法室主任劉仁文曾表示，可以對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做一些修改，但是，不宜完全取消，否則可能將一些正常人情往來也變成犯罪行為。

受賄罪量刑不再“唯數字論”?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對反腐敗的規制，還包括重構受賄罪的量刑標準。

現行《刑法》中，受賄罪量刑標準參照貪污罪，劃分為4個標準：受賄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受賄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受賄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賄數額不滿5000元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只受行政處分。

這在現實中造成了量刑標準的不統一，“比如有人受賄8萬元，被判刑8年，但有人受賄80萬元，卻可能只被判11年”，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張泗漢說。

“因此，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時，希望像盜竊罪那樣，取消受賄罪量刑的具體數字標準”，張泗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儲槐植告訴記者，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時，有意見稱取消受賄罪量刑中五千元、五萬元和十萬元的具體數字標準，只使用較大、巨大、特別巨大等模糊概念，“具體數字標準用司法解釋確定”，他說。

“這種意見在起草刑法修正案(八)時就已提出，但在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前一個月，被取消了”，儲槐植說。

“司法實踐中，有很多人提出疑義。有人認為，受賄罪5000元的起刑點數額是在1997年提出的，現在應該大幅提高，至少提高10倍。”9月28日，在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年會上，廣西政法干部學院教授歐錦雄說。

還有觀點認為起刑點應該降低，原因是“貪污賄賂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應該大于盜竊罪，而盜竊罪的起刑點數額是1000元至3000元”，他介紹，“還有第三種觀點認為，受賄罪應該‘零容忍’，因此量刑起點不設數額”。

歐錦雄的觀點是，以最低工資倍數作為受賄罪的量刑標準，“由于最低工資是最弱勢職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可以體現出受賄罪被害人的痛苦程度”。

受賄罪量刑標準的進一步明確，是量刑規范化制度推進的一部分。經過多年試點，2010年，最高法院印發《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規范了15個罪名的具體量刑標準。

有知情人士稱，這15個罪名涵蓋了我國全部刑事案件總數的75%，但不包括受賄罪。上述知情人士稱，有關部門已計劃擴大量刑指導意見中的罪名數量至約30個。

受賄罪量刑中另外的缺陷，在于其并未設置管制刑和罰金刑，這在司法實踐中帶來的結果是，受賄犯罪大量應用緩刑，造成輕刑化嚴重，帶來對受賄罪犯打擊力度過輕的質疑。